跨越2000余年岁月沧桑，西汉玉猪握——昔日红土山下的王侯陵寝珍器，如今静静陈列于巨野县博物馆展柜之中。它以凝练传神的刀法定格汉代玉雕的艺术巅峰，以规整严谨的形制见证西汉礼制的秩序森严，以温润通透的玉质承载古人敬畏生死、期许富足的人文情怀，娓娓诉说着昌邑故国的兴衰过往。这件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文物，历经岁月洗礼熠熠生辉，向后世生动诠释着恢宏厚重、绵延不息的大汉文明华章。

1977年，巨野红土山西汉王侯墓完成科学发掘，一对温润的玉质卧猪重见天日。这对现定名西汉玉猪握（旧称“玉豚”）的国家一级文物，是汉代玉雕艺术的传世典范，既是西汉中期王侯丧葬礼制的珍贵实物佐证，串联起昌邑故国的沧桑变迁，更承载着汉代先民对生死、财富与永生的精神寄托。

红土山下的王侯遗存：

玉猪握的考古出土背景

红土山又称禹梁山，坐落于巨野县东南部。1968年当地村民发现墓道，1977年考古团队正式发掘这座鲁西南规格最高的西汉诸侯王崖墓。墓葬共出土玉器43件（套），工艺精湛、等级颇高，完整呈现了西汉昌邑国王室的用玉制度。

此对玉猪握出土于墓主人双手掌心，成对配伍，是汉代专属丧葬殓玉。经千年地下浸沁，器物通体骨白色土沁，器表光洁莹润。单只长12厘米，宽2.1厘米，高2.6厘米，尺度贴合成年人手掌。其形制与尺寸，符合西汉王侯级殓葬玉器的标准制式。

“汉八刀”的工艺典范：

玉猪握的形制与艺术特征

汉代是古代玉雕艺术鼎盛时期，玉猪握是“汉八刀”风格的典型载体。红土山出土玉猪握形制成熟、刀法凝练，尽显西汉中期汉代玉雕的独特艺术气质。

器物采用圆雕工艺，整体呈卧伏长柱形，底部平整、背部圆拱，线条流畅舒展。玉猪伏卧敛肢，猪首吻部前突、神态灵动，尾部打磨简洁自然，造型写实憨拙。相较于东汉时期多为短胖简化的方柱状玉猪，此件西汉器物身形匀称、刻画细腻，且首尾无穿孔，是区分两汉玉猪握的典型时代特征。

在工艺上，器物通体以阴线刻雕琢，是“汉八刀”工艺的成熟代表作。该工艺并非八刀成型，而是汉代特有斜砣碾琢“一面坡”技法，即以砣具侧刃碾出层次分明的斜坡阴线，刀法极简利落。此对玉猪握仅以数道斜阴线便清晰勾勒躯体结构，删繁就简、形神兼备，充分彰显汉代玉雕“雄浑朴拙、以简驭繁”的审美风尚。

西汉玉猪握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制，主流以汉制五寸为标准。此件玉猪握尺寸与汉制王侯标准基本契合，印证西汉中期葬玉制作已形成统一规范，是诸侯王专属殓玉的标志性器物。

葬玉制度的物质见证：

玉猪握与西汉王侯丧葬礼制

玉猪握是汉代葬玉体系的重要一环，承载着西汉“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与森严等级礼制。

古人早有手握器物随葬的传统。《仪礼·士丧礼》《释名·释丧制》均记载上古“握手”制度，核心寓意为逝者握持器物，期许冥界富足安生。及至西汉，葬玉制度达至鼎盛，形成玉衣、九窍玉塞、玉琀、玉握配套的完整殓玉体系，其思想根源来自汉代“金玉不朽”的神仙方术观念。

红土山汉墓虽未出土玉衣，但墓主人陪葬28件（套）玉璧，搭配蝉形玉琀、成套九窍玉塞与成对玉猪握，构成完整的诸侯王高阶敛葬组合，精准印证汉代王侯葬玉的严格规制。

汉代丧葬用玉等级森严，形成清晰阶层梯度：王侯使用优质和田玉料，工艺规整；中下层官吏多用普通青玉、地方杂玉；底层民众仅以陶、石、木器替代，甚至无随葬握具。这种严格的器物使用规范，是汉代社会等级秩序在丧葬文化中的直观体现，也佐证了墓主人的诸侯王尊贵身份。

昌邑故国的历史镜像：

从刘髆到刘贺的宗室命运

据墓葬形制、出土文物及学界考证，红土山汉墓墓主为第一代昌邑王刘髆。这对玉猪握以艺术与礼制双重价值，映照出刘髆、刘贺父子两代宗室截然不同的敛葬规制与家族命运。

昌邑国为西汉东方重镇，治所在今巨野昌邑故城。汉武帝之子刘髆于天汉四年受封昌邑王，待遇优厚。公元前88年薨，以全套标准王侯殓玉入葬，礼制规格完整正统。而其子刘贺几经废立、被贬为海昏侯，政治身份大幅跌落，丧葬规格被严格降格。其墓葬主棺仅出土普通圆柱形玉握，未使用诸侯王专属玉猪握，父子葬制差距悬殊。

差异背后有两层核心原因：一是汉代礼制对身份等级的刚性约束，列侯不得僭用诸侯王葬玉；二是西汉葬玉风气的时代转变，宣帝后礼制松弛，时人多以金器、生前用器随葬，不再拘泥传统葬玉范式，刘贺墓大量金器随葬正是典型缩影。

两代敛葬玉器在工艺特征上略有差异，但借玉祈愿财富与永生的内涵一脉相通。父子二人的葬制差异，既见证昌邑王室由盛转衰，也清晰展现西汉中后期丧葬玉器制度逐步放宽的演变脉络，为汉代宗室礼制研究提供珍贵实物对照。 文/图 黄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