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冠重走南下路之二十二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报名南下到贵州建政，他的一生充满坎坷与传奇。离休后，他又致力于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西进历史与运西地区革命史的研究。他就是南下干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王瑞迎。多年来，这位山东汉子用真情记录了贵州发展与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的点点滴滴。

　　王瑞迎：用心记录南下历史

　　本报特派记者　张　伟　姜培军

　　一家四口人秘密入党

　　中国菏泽网讯 9月3日，记者走进王瑞迎在贵阳的家。与照片上年轻时精神抖擞、腰杆笔直的形象不同，眼前的王瑞迎老态毕现，花白的头发、不停颤抖的双手，都让人感叹岁月的无情。

　　1929年3月，王瑞迎出生于原冀鲁豫边区郓北县（今郓城县）张鲁集乡。王瑞迎回忆，他少年时先后在本村小学、傅庄抗属高小、张楼抗日高小、运西师范、冀鲁豫边区一中读书。他的少年时代是在炮火中度过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郓北县先是由根据地变成游击区，又由游击区变成敌占区。1939年陈光、罗荣桓等中共领导人带部队来到今郓城、鄄城一带发展力量。在地下党领导人梁仞仟的带领下，当地革命情绪高涨，形势发展很好。王瑞迎一家人也积极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由于自幼受革命理论的熏陶，他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如站岗放哨、写标语、带领儿童唱革命歌曲等。1945年，还不满16岁的王瑞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在此之前他的父亲、母亲、姐姐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瑞迎回忆，战争年代大家都是通过秘密渠道入党的，中共党员也都是单线联系，所以一家四口人谁也不清楚其他人的身份。直到多年以后，他们才彼此了解了对方的真实身份。郓北县沦为敌占区后，由于地下党员活动频繁，王瑞迎所在村被日本鬼子盯上。鬼子先后在他们村子北面一公里处的黄楼、南面3公里处的付庄、东南6公里处的刘口、东北9公里处的侯集建立了据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瑞迎的父亲在村里任农救会会长、母亲任妇救会会长，不少地下党的干部在他家吃、住，开展工作。他们带领乡亲们与日军秘密做斗争。在长期艰苦的斗争岁月中，王瑞迎父母的健康都受到了摧残，分别患上了眼病和肺结核。

　　1947年至1949年2月，王瑞迎在冀鲁豫边区第二军分区郓北县第六区武装部先后任战勤、军工、情报干事。在此期间，他与当地村干部、民兵、情报人员和积极分子一起就地坚持工作，并运用挖地洞、钻地洞和人熟、地熟等条件，与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进行斗争，曾成功地三次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1948年12月王瑞迎任郓北县六区支前大队政委，他带领一个民兵排、100余辆四轮牛车，在冰天雪地里往返300公里，将10万公斤小米从郓北县运输至前线，支援了淮海战役，受到区委大会表扬。

　　著文缅怀南下战友

　　1949年3月，冀鲁豫边区南下干部支队成立。王瑞迎回忆，由于父母患病，他又是独子，他的家庭条件并不符合当时选拔南下干部的标准。但组织上考虑到王瑞迎的工作能力，还是动员他南下。一家人经过协商后，决定服从组织安排。王瑞迎回忆，此时他家经过土改分得了10余亩土地，家里有一些余粮。南下前，他父亲卖了些粮食，给他准备了九块大洋。

　　王瑞迎回忆，从菏泽出发之前，他们就听说南方雨水多、潮气重、气温高，蚊子又多又大， 北方人很难承受。当时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宁愿向北走三千，不愿向南移一砖。”要南下就要努力适应这新环境。这次南下会走得很远，会冒着很大的危险，但大家早就做好了不怕苦不怕死的思想准备。从商丘乘坐闷罐车，由于人多加上空气不流通，车厢内又闷又臭，大家从不叫苦。南下路上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有时光吃高粱米，生病的人不少，大伙就主动扶病号走或抬病号走。许多人脚板起了血泡，白天照常走，晚上挑血泡，抹煤油。有时没有住房，就在室外露宿。几次遭到敌机和敌军袭击，大家绝对听从指挥，或隐蔽或反击。越往南走，蚊虫越多，每人虽分得了一个小蚊帐，但常常让蚊子咬得睡不好觉，都没有声张。

　　采访中，王瑞迎多次提到在贵州剿匪作战中牺牲的张怀月、刘孝纪、仝金才三人。他和张怀月、刘孝纪、仝金才是一起南下、西进的战友。南下前，他们都在原冀鲁豫边区郓北县工作。1949年11月入黔后，张怀月任安顺县清白区武委会主任，刘孝纪负责安顺县永靖区云峰乡的接管工作，仝金才任兴义县人民政府征粮队队长，王瑞迎任安顺县委宣传部干事。

　　1950年三四月间，贵州全省土匪大规模武装暴乱，刘孝纪、张怀月、仝金才三人在大暴乱中不幸牺牲。多年以后，王瑞迎专门写了《忆捍卫人民政权牺牲的三战友》一文，发表在《晚晴》杂志上。

　　潜心编写冀鲁豫革命史

　　1949年11月进驻安顺后，王瑞迎先后在中共安顺县委、安顺地委工作。由于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较强的把握材料的能力，1956年6月，王瑞迎被抽调到贵州日报社，任贵州日报编委会委员、财经编辑组组长。1961年9月至1964年12月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学习。1965年1月至1975年5月，任贵州日报编委委员，采访通讯部副主任，主持工作。1975年调任贵州省委写作组组长。1979年8月至1990年12月，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贵州社会科学》主编、《社会问题导报》总编辑，直到1992年离休。

　　采访中，王瑞迎说：“我这一辈子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离休后，王瑞迎多年笔耕不辍，潜心于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西进历史与运西地区革命史的研究。近年来，王瑞迎等人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认识到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西进的这段历史，与原冀鲁豫边区的50余个县（市）、赣东北地区的20余个县（市）和贵州省的80余个县（市）写史、修志都着直接的联系，同时对广大党员干部研究这段历史、继承这个时期的革命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王瑞迎参与编写了《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一书，该书以文献和事实为依据，以时间为序，以大事为重点，从1949年冀鲁豫边区抽调干部的任务叙述起，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如实概述了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西进的全过程。此外，王瑞迎还主编或参与编写了《运西地区革命史》、《南下西进支队简史》、《西进支队入黔干部名录》、《南下、西进支队随军到新区建政接管开辟工作论文资料选编》等书。

　　“胡马依北方，越鸟巢南枝”，哪个南下干部没有故乡情？在贵州接管建政后，由于工作忙，加上交通不方便，直到1955年母亲去世王瑞迎才第一次回家。1959年去北京学习时，他把父亲接到贵州，老人家在贵州住了几年后因不习惯又返回郓城老家。

　　一轮甲子过去了，当年南下贵州工作的几千名干部，今天已经衰老、消隐或逝去，正逐渐向我们这个时代谢幕，但人们不会忘记他们！

　　（责任编辑：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