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
在中国众多历史文化遗址中,官堌堆应有着极为突出的历史地位,因为它可视作汉文化起始的重要节点——汉文化这一概念,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国虽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但若用一个简单的词汇精确概括其文化特质,那也是从汉朝才得以实现的。将官堌堆视为节点,是因为在此之前,“汉”只是一个领地,而非一个王朝。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刘邦正式登基称帝,国号为汉。登基之处便是现在的官堌堆。《史记》对此有明确记载:“正月,诸侯及将相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在各种势力的恭请之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阳。”(《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氾水之阳,即氾水之北,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姜楼村南的官堌堆。
刘邦称帝登基的一刻,注定山呼万岁。然而,刚出襁褓的大汉王朝,是在秦灭六国之后仅三十余年、又经楚汉争霸的背景下建立的。此前六国的残余势力、霸王项羽的旧部,以及后来归顺刘邦的各路分支,皆可动摇汉朝江山的稳固。脆弱的经济与百姓的生存空间,也都是对汉朝的严峻考验。而最大的威胁,仍是异姓王的心存二心——其中尤以韩王信为最。
公元前201年春,即刘邦在官堌堆登基的第二年,他怀疑韩王信这位异姓王的威胁,先将其封地迁至太原以北,都晋阳,后又徙至马邑。马邑在今山西朔州城东,长久以来是匈奴与农耕势力拉锯的区域。此时,韩王信一方面意识到刘邦对他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在匈奴强大骑兵的攻击下,选择了与匈奴求和。这又引发了刘邦对其暗通匈奴的猜忌,遂派信使责备。在匈奴围攻与刘邦施压的双重困境下,韩王信最终投靠匈奴,并与匈奴联军对抗汉军。
公元前201年10月,经过汉军与韩王信的铜鞮之战,韩王信大败,逃往匈奴。之后,他重新收拢溃散的军队,与匈奴单于冒顿合力攻汉。经过近一年的交战,刘邦率军进至勾注山(今雁门关)。此时匈奴军队显出疲态,刘邦准备进击,谋士娄敬劝其止兵,认为其中有诈。然而刘邦自信满满,反指娄敬动摇军心,遂将其滞留于雁门关,待击败韩王信与冒顿后,再以娄敬人头祭旗。
在追击匈奴至平城(今大同)时,冒顿单于展现了真正实力。“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面对四十万大军的围困,若非谋士陈平贿赂冒顿宠妾阏氏、多方运作,借枕边之风打动单于,最终冒顿撤兵,刘邦定会在劫难逃。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如今,白登山已辟为森林公园,山顶建有一座汉阙式碑亭,碑南正面镌刻“汉白登之战遗址”,背面辑录历史事件。我曾多次登上白登山,站在碑亭旁,无数次向南张望,思量刘邦登上官堌堆的高光时刻,以及他在白登山被围的困顿窘态。2024年4月17日,随“山西作家看山东”采风团来到官堌堆。官堌堆旁也立有一碑,坐北朝南,正面刻着“汉高祖刘邦登基处中华汉文化发源地纪念碑”,背面是刘邦功德颂文,与白登山的纪念碑遥相呼应。当我登上官堌堆,又难免向北眺望,细思刘邦在两地的巨大差异——这差异不只有两年的时间跨度,也不只是800多公里的距离与近1000米的海拔高差,更是刘邦经过白登之围后,施政策略的根本转向。
刘邦为了官堌堆登基这一天,为了取得各方联盟支持以共同对抗项羽,在公元前205年至前202年间,分封了八位异姓王:齐王(后改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梁王彭越、韩王韩信(韩王信)、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燕王卢绾。这八王中,除长沙王吴芮善终外,臧荼于前202年被杀,卢绾被迫逃往匈奴,其余尽被刘邦与吕后诛杀——诛杀的起始点,正是官堌堆登基之年。白登之围便是刘邦征讨韩王信途中遭遇的劫难。韩王信最终于公元前196年正月在参合(今阳高)之战中被柴武将军斩杀。清除异姓王的过程,至公元前195年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同姓诸侯的确立始于公元前201年,先后有齐王、楚王、荆王、代王、赵王等被封立。
无论是登上官堌堆,还是登上白登山,去回味那段历史,都会产生相同的感受:我们看待历史,不能脱离那个时代背景,不能站在今天的现实基点上评判当时的事件。在两千多年前,或许刘邦的所作所为确实强化了中央集权,这也成为西汉与东汉稳固四百余年的根基。正是因此,汉朝才有了充分的时间与经济社会实力,得以整合荆楚、齐鲁、中原、关中、北方等多种文化,形成真正的汉文化,从而孕育出汉语、汉字、汉服等一系列被世界广泛认同的特质文化体系。
白登山解围后,刘邦认可了谋士娄敬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回到勾注山,他赐娄敬以刘姓,从此娄敬以“刘敬”之名辅佐汉朝。同时,刘邦接受了刘敬提出的和亲建议,“和亲”一词由此诞生。《词源》中便引用了《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的记载:“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词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修订第一版)由此可以确定,“和亲”一词及和亲之路,正是白登之围后开启的。在西汉与东汉的四百多年间,有史料可查的和亲公主便达十六位之多,无记载的想必更多。这些公主不仅远嫁匈奴,还有远嫁乌孙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王昭君,她被汉元帝赐嫁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称宁胡阏氏。呼韩邪单于去世后,依游牧民族收继婚制,她又复嫁呼韩邪单于长子复株累若鞮单于;复株累若鞮单于去世后,再依收继婚制嫁予其弟搜谐若鞮单于。应当说,这些公主不仅为大汉疆域的稳定付出了巨大牺牲,还带去了大量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为汉文化的广泛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白登之围也使刘邦真正认清了自己的实力,确立了稳定政局、发展经济的明确思路,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策略调整。正是这种韬光养晦政策的持续延续,才有了后来的文景之治盛世,也才有了汉武帝出击匈奴的底气。
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官堌堆是一个节点,其后刘邦被困白登山,这两处、两年之间,都应成为重要的历史节点。正如《史记·匈奴列传》在叙述白登之围时所写:“是时汉初定中国。”那是一个“初定”的时间段,而这个初定时期的遗址与事件,应当被我们铭记——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